中国何时能拿到奥斯卡?
来源:北国网 发布时间:2020-02-12 14:35:50

对于因去年范冰冰税务风波引发的电影圈(娱乐圈)巨震之后一片萧杀的中国电影业而言,韩国电影的此次荣誉是一次近水楼台的参照;对于相关主管部门而言,它应该成为开启更大视野的契机。

作者 | 段传敏(战略营销观察家)

最近在书上看到一句话,谈的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我相当认同:“现代不等于西化,但我们不能不承认:现代化的历史动力主要是来自于西方,因此,中国文化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自始便与‘它该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相关联……(中国文化)必须透过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和消化来进行。”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昨天公布的奥斯卡,韩国凭借《寄生虫》“爆冷”成为最大赢家,一举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国际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4项大奖。一方面它被誉为“亚洲的胜利”、韩国的荣誉,另一方面,国人则反思中国为什么不能获胜,差距究竟在哪里?

近百年来,无论是救亡图存的中国还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我们的“西化”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虽在所难免,但也造就了根深蒂固的西方崇拜,反映到体育上就是奥运奖牌,反映到科技人文的是诺贝尔奖,反映到电影文化业则是好莱坞和奥斯卡奖。

通过40年(或者说70年)时间,我们在经济体量上已经实现了“赶英”,未来十年的目标则是“超美”,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的理想化为了现实。在体育方面,我们以北京奥运会为标志实现了金牌总数的第一;在诺贝尔奖上,我们(大陆)也有两位获得者(其他的忽略不计),分别为科技界的屠呦呦和文学界的莫言——另一个值得骄傲的数字是我国的专利申请量已经连续8年全球第一……似乎国际“权威”大奖就差这个奥斯卡了。

中国何时能拿到奥斯卡?

“奥斯卡”背后

当然,我们不能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说奥斯卡是西方的大奖,咱中国没必要迎合他们去获取。是的,我们的确没有必要一味迎合,但了解、学习、消化、吸收近百年来好莱坞在全球文化的“霸权”能力(而且这种能力主要是靠影响力建构的)却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否则咱也就是东亚一大国。要想拥有全球性的影响力,在文化层面就要具有跨文化的传播和影响能力。也就是说,影响力是在了解、沟通的前提下获得的。

对于去年因范冰冰税务风波引发的电影圈(娱乐圈)巨震之后一片萧杀的中国电影业而言,韩国电影的此次荣誉是一次近水楼台的参照;对于相关主管部门而言,它应该成为开启更大视野的契机,即在已经接受市场规则、创新叙事(比如以市场化的方式推出一些主旋律大片)的基础上,如果能以更博大的胸怀和更坚强的勇气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让中国电影影响更多的世界观众,将是开启中国文化迈向世界的巨大契机。

不可否认,相比20世纪90年代电影业的萧条,近20年来,中国电影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由此培育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电影市场(自2012年始超越日本市场)。在过去的12年中,中国电影产业以平均30%的超高增速一路飙进。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市场洪流之中泥沙俱下,市场高速膨胀,产业却停留在初级手工业阶段。比如去年的《流浪地球》算是我们的标杆了,但它的拍摄只能靠“土法炼钢”,“所有差距都是靠人力,靠几年不休不眠的状态来填补的”。2014年导演郭帆曾被派往美国学习交流。当时他就曾说:“说交流学习,其实就是让我们去看中国跟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差距。当时觉得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更像是手工作坊。”

所以有评论称:“《寄生虫》勇夺奥斯卡最佳影片,背后是强大的韩国电影工业托底。”DoNews指出:“《寄生虫》首先是一部可看性十足的商业片,它的剧本够圆熟机巧,剧作的功能性也十分突出,这其实一向是奥斯卡的心爱之选。”东文西娱载文评论:“完全的‘韩国制造’最终收获奥斯卡的认可,是在故事结构与背后运行机制的足够‘好莱坞’,更是在硬核创作、协调分工以及资本运作层面完成完美配合。”评论人孔德罡说得更为尖刻:“ 《寄生虫》成为奥斯卡最佳并非冷门,它甚至是学院长久期待的一次复古式自我满足。当今的英语电影创作越发离经叛道于美式价值,《寄生虫》成为学院潜藏的救命稻草。它以‘亚洲之光’的虚伪外壳满足了学院渴望的美式价值甚至东方猎奇主义的重归。”

但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寄生虫》和其导演奉俊昊无疑创造了历史。这固然是其个人的辉煌成就,但背后无疑是韩国电影工业的胜利。自上世纪90年代末金融危机以来,已成为发达国家的韩国大力推动国内的产业升级,史无前例提出了“文化立国”战略,先后颁布《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等多项文化产业相关法规,以及成立“文化产业振兴院”等多个文化产业相关机构。“文化立国”战略重点不仅仅是发展熟知的影视、音乐产业,还包括游戏、电竞、旅游等领域。该战略很快见效,世纪之初,“韩流”开始风靡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华人圈。近十多年来,韩国产业界更是积极进军西方主流市场,而《寄生虫》可谓是其全球化战略的最新成就。据不完全统计,《寄生虫》自2019年5月上映以来,累计出口202个国家及地区,位列韩国电影海外输出排行榜榜首。甚至在未上映的中国也经历了一番魔幻发酵史,走过了自上而下,由影展向KOL、电影青年,再向普通青年的层次扩散传播,使其成为个体之间获得群体归属感、紧密联系感的社交谈资、社交货币。这一切,都不是凭空发生的,背后有营销团队的精密布局。

因此,《寄生虫》的获奖背后是整个韩国电影工业的崛起。这可能是更值得其骄傲的背景。这不但包括编剧、拍摄、制作的整个工业化、流程化、精密化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更包括针对不同国家观众的营销推广能力和融资环境。而后者更为重要。在中国的企业界,也仅仅是华为、小米这样的少数企业具有针对C端的全球化营销能力,遑论改革开放相当滞后的电影文化产业了。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很多,不只是扶植少数几个上市公司,而是制定明确的推动战略,放松审查,科学管理,创新支持,配套环境……唯有整体电影工业的锐意进取和不断繁荣,才能承担起让中华文化在全球认可和接受的使命。在中华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不追求别人的必然理解和支持,但必须尽力通过文化的桥梁寻找沟通和共识,毕竟,影响力是建立在别人接纳、理解乃至认同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追求拿到奥斯卡奖,但要具备拿奥斯卡奖的能力。

从大到强

世纪之交的中国,曾经是奥斯卡等西方电影奖的座上客,上世纪90年代,张艺谋以《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两度入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陈凯歌和顾长卫以《霸王别姬》分别获最佳外语片和最佳摄影奖提名。00年代,张艺谋凭藉《英雄》获最佳外语片提名,《卧虎藏龙》在第73届奥斯卡上斩获最佳外语片等4项大奖。2014年的《一代宗师》曾在第84届奥斯卡上获得最佳摄影和最佳服装设计提名……从这些获奖的名单可以看出,在西方电影圈看来,国内电影前期在文艺类,近期在技术类上取得长足进步。

自1998年以来,电影业向西方的开放进口,进一步强化了对西方电影工业和文化的痴迷和崇拜。这是必然的,发达国家的发达电影工业对国内电影的市场几乎是碾压式的,如果不是每年进口配额的限制,可能会扼杀国内原本脆弱的电影工业。然而,在以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群体的共同努力下,《英雄》、《无极》、《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国内商业电影的出现,迅速抵消着国内外影片之间的差距。

2010年是海外大片所达至的一个颠峰。这一年《阿凡达》上映将西方的电影工业演绎到淋漓尽致的境界。该片最终在中国内地斩获13.39亿票房,成为中国影史首部破十亿的影片。当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了百亿大关。从这一年开始,伴随着内地银幕总数的高速膨胀和市场的扩容,中国电影人吹响了反攻的集结号,国产电影票房纪录也被不断刷新:2012年《泰囧》首破十亿,2015年《捉妖记》超24亿,隔年《美人鱼》再破33亿。2017年暑期档,《战狼2》以56.83亿登顶内地影史票房冠军,同时以1.59亿观影人次成为全球影史单一市场冠军。2018年春节档中,《红海行动》票房直追《战狼2》,2019年春节档中,第一部硬科幻类型电影《流浪地球》竟然奇迹般地击败了好莱坞大制作《复仇者联盟4》……

其实,自2014年《变形金刚4》之后,好莱坞电影再也没有成为内地电影票房冠军。这标志着中国电影已经基本实现了成为电影大国的目标。接下来,就要朝着电影强国迈进,按照电影人、博纳总裁于冬的说法,“要具有强大的出口能力、辐射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这一关何其艰难?它需要国际化的视野、背景和资源,需要电影工业的整体进步,需要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宣发营销能力。这只是企业层面的努力。

事实上,国内电影产业的国际化之路受制于很多因素。首先,新生代导演并没有足够的国际化动能,因为国内市场已经足够庞大。这和国内诸多企业的战略是一致的,既然国内市场如此庞大,可能支持一部电影到几十亿、上百亿的规模,作为企业还有什么更大的动力向国际化进军?其次,落后的电影管理观念和制度。中国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崛起,而我们的文化管理观念还相当陈旧,停留在娱乐大众和思想指引上。尤其是去年以来,我们的电影审批速度放慢、从严处理,导致我们的电影产业投资欲望受到严重抑制。这种陈旧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和制度需要改变,中国的文化管理需要上升到战略层面上,与国家的整体战略一致,积极配合我们“有所作为”的国际战略,推动电影、音乐等软力量走出去,送达全球。改革开放40年和电影工业走过的30年历史告诉我们,越是改革开放,我们的文化产业越兴旺发达。这方面,我们的确需要借鉴韩国的做法:韩国有十几个地方委员会和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从政策上予以扶持,同时审查机制更为宽松,自90年代韩国取消电影审查制度和设立电影分级制,更允许业者边拍摄、边制作、边放影,大大释放了产业的活力。第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建设。越是将产业放在市场环境下,让消费者决定企业的生死,企业的迭代进步越快,越是保护、封闭,产业的升级换代速度就越慢。开放不是不管,不是一管就死、一放就活,而是在放开的同时,在投资、法律等诸多层面积极设定游戏规则,引导行业向正规化、专业化、规模化、全球化转变。

迎接文化复兴

这里再说一下相关的管理问题。由于文化产业的敏感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将之视为“喉舌”、舆论战线,忽略了其是国家软实力建构的核心所存在的巨大价值。这导致我们在管理上宁可保守、不愿犯错;宁可从严以保安全,而不愿大胆承担责任。

其实,这种作风与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爆发所呈现出来的部分官员的心理一致,只是因为这个领域没有爆发相应的重大事故罢了。但从此次疫情所呈现出来的——一度的防控反而让问题不能提前暴露,让公众疑窦丛生,后来对新闻界的放开报道反而缓解了大众的焦虑。电影文化管理部门也是如此,只有通过现代化的管理思维和方法,中国的电影文化工业才能与西方真正展开较量,否则它们可能会因过分保守而拖中华复兴的后腿。君不见,许多国家为什么对中国充满怀疑、抵制?这里固然有西方优先的优越感作祟、有其无知作衬底、亦有文化异同使然,但排除产业竞争的角度,解决这优越感、无知、文化异同何尝不正是文化业者的使命?经济力量的强大或者比较容易,但以文化征服人心更是艰难。韩国经历了20年的国际化努力才成功挤进美国而成为次主流文化,我们难道想仅让孔子学院承担这一责任吗?远远不够。只有让企业力量、民众力量成为对外交流沟通的主角,让文化这种软力量架起中西方、全球沟通的桥梁,在世界范围内中华文化的复兴才会得到更多的接纳和认同。

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40年。2019年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韩国也是1999年突破人均1万美元大关,开启了将文化作为基干产业的国家战略,开始了向世界输出“韩流”的历史。中国显然已经到达这样的历史性时刻,从经济强国到文化强国的战略拐点已经到来了。这不仅仅是电影人(文化人或传媒人)的事,还要有更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思维、有文化强国的战略,有国家相关政策、组织、资金乃至现代管理制度和手段的有力支持。我们相信,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兼收、同化能力,在过去无数次的历史上已经得到有力的证明。只是这次它面对的对手十分强大,仅用数百年就风头完全盖过我们千年的文化并让我们产生深深的自我排斥,以及完全西化的百年冲动。

这(西化)不可怕,甚至可以说,这是历史必然的进程,正如本文篇首所言,“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来自西方”;但同时,我们应该坚信,中华数千年文化之所以能辉煌灿烂、绵延不绝,甚至能将佛教这样的异域文化化为己有,正说明它具有强烈的与时俱进的能力。正如一位台湾学者所分析的:“百年之后,中国——还有非洲、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知识分子将发现自己共同的处境:全球化的力量愈大,本土化的欲望愈高;西化愈深,回归传统的向往也愈强。”其实,不是“百年之后”,而是现在,我们回归传统、本土化的步伐已经大踏步开始了。

在这样的滚滚洪流之下,中国人拿奥斯卡能算是什么事?

教练式顾问——业绩倍增之道

段传敏,战略营销专家,横跨企业、专业、媒体三界研究人士,被誉为“实战中的研究派,研究中的实战派”,长期担任喜临门、亚丹生态定制、莱帕克科技等多家企业的战略营销与发展顾问。

倡导“教练式顾问——业绩倍增之道”,通过“定方向,搭班子,找路子,配资源,抓落地”等五步,围绕“定向、执行、整合”三大模块,以成果为导向,协助企业实现业绩高速增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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