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评论员

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人大代表李东生对治理“网络暴力”提出不少建议，其中有一条是“针对打击网络暴力进行专门立法”。

网络暴力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就目前而言，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对“打击网络暴力”有专门立法，有的是在原有法律条文中找依据，有的是在原有法律中增加相关条款和内容。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别的国家都没有对此专门立法，中国恐怕也没有必要。人大代表就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是依法履职的表现；对打击网络暴力是否要专门立法，也会有国家相关部门研究。但上述那种“别国没有，所以中国也没必要有”的思维，并不可取。

过去，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习惯“对标”外国，尤其是西方。例如，一个问题出现，常要看看国外是怎么判的，国外的立法工作是怎么做的，等等。其中，不排除有学习借鉴的考虑，但很多时候其实是一种崇拜心理。

事实证明，只要是中国需要的，即便他国没有，我们也可以大胆开创，而且用得很好。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合同法》中就出现了世界首个“后合同义务”的法律条文，开创了民事立法的先例。2021年，人格权独立成编，成就了中国《民法典》独特的七编制法典体例，也首开了世界民事立法之先河。

就在不久前，3月1日在中国正式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的第十七条，是全世界第一个对算法推荐行为加以具体约束的法案。在立法问题上，我们有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始终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别人没有，而中国需要，就可以有，并敢于走在前面；别人有的，我们可以没有，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底气。

【编辑：丁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