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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典难治贪

在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官僚集团和机构性腐败蔓延并侵蚀了整个社会，出现了“官民共腐”的奇观，带来了“究竟是腐败的官员造就了腐败的人民，还是腐败的人民造就了腐败的官员”这样一个政治学难题。

底层民众是腐败最直接的受害者，对贪官污吏的仇恨也最深，即使成为统治者本身，这种骨子里的仇恨依然根深蒂固，贫苦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深谙“官逼民反”的道理，为了打击腐败，甚至不惜在严刑峻法的基础上采取恐怖手段，抽筋扒皮、剜髌之类的残酷肉刑在《大诰》中不但司空见惯，因不甚严重的职务犯罪而被枭首、凌迟的官员也比比皆是，洪武十八年的“秦升受赃妄奏水灾案”案中，涉事者一百四十一人，一百四十人都被处死，用刑不可谓不严，杀戮不可谓不重。

后来虽因过于严酷而弃用《大诰》，但以《唐律》为蓝本的《大明律》依然要比《唐律》治罪要重，然而有明一朝，腐败如影随形，在明中后期随着国家财政吃紧，首开捐纳先河，开始卖官鬻爵之后，整体的结构性腐败也就自然发生，那些骇人的严刑峻法也就失去了大部分效力，毕竟连反腐的法律和刑罚本身都成为了腐败的一环。

例如，《大明律》中对“官吏受财”（受贿）的刑罚是，受贿一贯（枉法）就要杖七十，受贿十五贯就要杖一百，受贿八十贯就是死刑，死刑的门槛非常之低。最讽刺之处在于，能受一百杖者“几无生理”，大概率活不下来，而受贿的贪官挨完一百杖是生是死，却往往取决于是否有人行贿施杖者，使钱留下他的性命，或是使钱令他速

【来源：南方周末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