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证监会任职近30年的王宗成被指是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典型、腐败问题与金融风险交织的典型。其中，“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典型”这一表述在干部处分通报中为首次出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近日发文称，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种隐形变异、曲线敛财、翻新升级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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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系首次将二者并列提出。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公报则强调“坚决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治理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将摆在纪检监察机关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首现“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典型”

1993年进入证监会工作，曾任浙江监管局局长、证监会会计部主任等职务的王宗成，在接受调查8个月后，于今年2月被“双开”。

处分通报长约800字，多处表述少见且严厉，“在中央巡视组巡视以及集中整改期间仍顶风违纪”“对组织给予的教育挽救机会视而不见”“腐败行为贯穿职业生涯各个岗位”。

王宗成还被指是两个典型。

其是腐败问题与金融风险交织的典型。这一表述在他人的处分通报中也曾出现。2022年6月被开的上海市银保监局原局长韩沂被指是由风及腐、风腐一体，腐败问题与金融风险相互交织的典型。

王宗成还是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典型。这一直接表述在党的二十大后的干部处分通报中为首次出现。

其涉及“长期在证监会机关和派出机构多个重要岗位工作，目无法纪，贪欲膨胀，大搞期权腐败，安排亲友作‘白手套’隐藏‘影子股东’身份，以虚假投资理财方式埋设‘钱袋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据《法治日报》报道，“新型腐败”的提法首见于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党的二十大报告则将其与“隐性腐败”并列提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也于近期发文称，随着反腐败斗争走向深水区，影子公司、影子股东、政商旋转门等新型腐败、隐性腐败花样翻新，并呈现出权力变现期权化、风腐交织一体化等特点。

王宗成处分通报发布的第3天，2月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严查医疗领域隐蔽利益输送》一文。文章称，随着查处力度不断加大，医疗领域风腐问题不断隐形变异、迭代升级。

更早之前，中纪委也曾多次发文表示，粮食购销、自然资源等领域要严查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等问题。

金融领域是这一问题的“重灾区”。根据中央和地方纪委监委官网，2023年开年以来，已有十余名金融系统干部被处分。

除王宗成外，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原局长冯鹤年被指是政商“旋转门”腐败的典型，国家开发银行国开发展基金管理部原副主任路军是“逃逸式”辞职、权力与资本勾结式腐败的典型，海南银保监局原一级巡视员秦会忠是肆意妄为、风腐一体的典型，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的典型，靠“监管吃监管”的典型。

更隐蔽，更狡猾

在首提“新型腐败”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闭幕两个月后，2021年3月，中国光大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朱慧民被“双开”。

纪委通报称其是“是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传统腐败与新型腐败交织、腐败问题与不正之风交织的典型”。

2022年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披露了朱慧民案更多细节。

文章称，朱慧民在以权谋私时多通过专业操作将贷款、融资、投资行为等披上合规合法“外衣”，涉及代持亲属数十人、隐匿资金账户近千个，资金往来关系复杂。

专案组成员介绍：“朱慧民利用审批贷款、投资公司、提供融资等权力，干预插手私营企业投资项目，惯于采取向涉案企业投资入股的合法外衣，以小博大，从中牟取巨额利益，以投资为名行受贿之实，受贿手段隐蔽且狡猾。”

《严查医疗领域隐蔽利益输送》一文也披露了多起医疗领域腐败案件，如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孙志龙所涉案件。

文章称，孙志龙依靠掩盖身份，操控医药回扣利益链。在与医药公司、医药代表联系时，以其表弟费某名义出面；在向医生发放药品回扣时，由其亲属出面、中间人作过渡；赃款走账时，账户皆以亲朋名义开具……通过精心伪装，孙志龙先后196次非法收受药品回扣，共计1600余万元。

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的《坚决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一文中，福建省南平市纪委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主任罗佛生总结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表现形式大体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多发于新兴事物、新兴领域，或者平时关注少、容易忽视的环节。二是行权办事手段的“新”和“隐”。三是利益实现方式更趋隐蔽等。

湖南省委党校教授谭鹏在其撰写的《新型腐败治理：成因与对策》一文中，对比了新型腐败和传统腐败的区别。

他称，传统腐败的主体往往是掌握公权力的本人，而新型腐败的主体则延伸至父母、配偶、子女、亲属、朋友等。腐败主体试图使用“障眼法”，自己不出面，幕后唆使亲属或其他特定代理人从事腐败行为。另外，新型腐败不再将接受腐败的行为局限为收受现金、礼金、银行卡等表现形式，而是与金融、股票、期权等市场经济手段紧密结合。

谭鹏还称，腐败主体串联化与腐败形式隐蔽化是新型腐败的重要特征，加剧了腐败治理的难度。

如何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近日披露了大兴安岭地区建区以来医疗领域最大的腐败案件相关细节。

贺宪伟任呼中区人民医院院长期间，私自决定药商，收受药品回扣款308万余元；违规干预医院改扩建工程等项目，收受好处费67万余元，共计收受钱款375万余元。

贺宪伟是如何收受“回扣”的？据专案组介绍，为减少暴露风险，贺宪伟同药商见面商讨回扣事宜，均选择没有摄像头的地方；收受回扣时，要求单独见面，每次联系使用不同号码，交易地点在两区交界处的公路上；交易迅捷，几十秒内完成，无语言交流，不下车，收钱即走；回扣均为现金，通过亲属存入外地银行。

专案组表示，由于受贿行贿双方均有较强防范意识，犯罪行为隐蔽性强，增加了查处难度。然而，2021年7月，当地纪委监委在查办另一起案件时，一名行贿人主动交代了向贺宪伟行贿的问题线索，其精心编织的受贿网络被捅破。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等多部门于2021年9月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指出，要清醒认识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党员干部是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深刻把握行贿问题的政治危害，多措并举提高打击行贿的精准性、有效性，推动实现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

对行贿行为的惩治力度正在加大。十九大报告和二大报告都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指出，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2023月1月召开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中全会更提出，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营造和弘扬崇尚廉洁、抵制腐败的良好风尚。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撰文称，新型腐败具有期权性。腐败主体采取“期权”方式，在位时不收钱，等认为安全了，退休了再收取。

《半月谈》2022年底发文《斩断“逃逸式辞职”贪腐退路》，也指出2022年以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处通报的少数官员违纪案件涉及逃逸式辞职、离职。其中，有的采取“期权交易”，在位不收离职收，在岗不收转岗收。

近段时间，多名退休或已辞去公职的官员接连被查，还有人被列为 “逃逸式辞职”腐败的典型。

光大银行原副行长张华宇就是其中之一。他出生于1958年，2001年调入光大银行，2007年开始担任副行长，2018年辞职。

纪委通报里，他是“提前筑巢”“逃逸式辞职”腐败的典型，是权力与资本相互勾连、疯狂逐利的典型，亦是由风及腐、风腐一体、甘于被围猎的典型。其涉及在职时为有关企业谋取利益，退休前夕辞职，辞职后在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等。

《半月谈》指出，从中央到地方查处通报逃逸式辞职、离职腐败问题，释放了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明确信号。

九派新闻记者 李杨

【来源：九派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