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九派新闻特约评论员 常少华

受访者｜打工人、写作者 胡安焉

近段时间，超8400万人进入外卖、快递行业的现象备受关注。面对职场内卷，许多年轻人脱下“孔乙己的长衫”，辞去办公室的职位，跑去做快递员、外卖员。然而，脱下“长衫”是否真的容易？“体力活”容易干吗？

【资料图】

我们就此话题，采访了前快递员、写作者胡安焉。

胡安焉近十年走南闯北，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早年间做过保安、面包店学徒、便利店店员、自行车店销售、服装店导购、网店工作人员等；近年在广东的物流公司做过夜班拣货工人，后又在北京做了两年快递员。

2020年初，刚失业的快递员胡安焉写了一些随笔发表在网络上。其中一篇记录他在广东某物流园干夜班拣货工人的文章《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在豆瓣上反响热烈。后来，胡安焉将自己另一份工作经历——在北京送快递，以“我在北京派快件”为题写成文章。近日，胡安焉首部非虚构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他将日常的点滴和工作的甘苦化作真诚的自述，记录了一个平凡人在生活中的辛劳、温情和正气。

“我的每分钟值0.5元”

初读完《我在北京送快递》，我倾向于把该书认为是一种“精英式的写作”。作者胡安焉的笔触里，隐含一种知识分子的敏锐和智性，书中对现实的洞察以及熟稔的自省，若没有经年阅读的积淀是写不出来的。而送快递这个行当，在一些人眼里似乎是纯粹重复的体力劳动，不需要产生太多思考。

在这本书里，胡安焉除了是那个“我”，还是一个“他者”。

他的自我意识在与世界碰撞的无数时刻里，被逐渐放大和清晰化。于是他更像一个站得远一点的、藏在黑暗角落里目光炯炯的观察者。这些让胡安焉和他所处的周遭有一些格格不入，但他试图去解构他的“附近”，并重建意义。他很清楚自己是谁又不是谁。他是快递员吗？他除了快递员，还是谁？

出于一种好奇，我找到胡安焉，我想知道书里究竟有多少虚构的成分。胡安焉告诉我，他曾真的做过好几年快递员，而他写下的这本书就是他的真实经历。

也就是在《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的同时，我们熟知的育儿嫂范雨素也出版了《久别重逢》。我们容易把余秀华、范雨素、陈年喜等这类底层打工人的写作，归为一类，认为他们的写作有某种共性，而这种共性是时代的重量压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的朴实表达。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下来，这些故事呈现苦难的美学。

但胡安焉不认为他的写作是所谓的这类“底层写作”，而就是“写作”。

胡安焉曾长期是一个打工者。在中国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近二十年里，他是城市新工人的一员，再普通不过。他过往打的十九份工，都是一些不起眼的零工或小个体户式的创业，多数没有五险一金，不稳定，且无法发大财。这些年里，他辗转于一线城市例如北京、上海，也去过小村庄、小县城，甚至去过越南寻找商机。他亲历了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见证电商模式带动消费浪潮，也带来新业态。技术的变革正悄然让一切发生改变，包括人的存在。而他所提供给顾客的服务，也正在发生“劳动”意义上的变化。这种亲历，指的是他既做过便利店店员、淘宝店员，也做过物流理货员、快递员。

在胡安焉的笔下，送快递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这和“孔乙己脱下长衫”的故事大相径庭。

送快递的日子里，胡安焉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在他周围一带，快递员和送餐员在不包吃住的情况下，平均工资是7000块左右，他按每个月工作26天算，日薪就是270块，这就是他的劳动价值（避免用“身价”这个词）。

胡安焉每天工作11个小时，除去早上到站点后卸货、分拣和装车的1小时，以及去各小区的路上花掉的1小时，还有9小时，那么他每小时产出就是30元，每分钟产出是0.5元，这是时间成本。

胡安焉说，他每派一个件平均得到2元，那么每4分钟就必须派出一个件，才不至于亏本。“因为我的每分钟值0.5元，所以我小便的成本是1元，哪怕公厕是免费的，但我花费了两分钟时间。吃一顿午饭要20分钟，其中10分钟用于等餐，那么1份饭是15元，加起来就是25元，这太奢侈了。”

胡安焉经常不吃午饭，为了避免上厕所早上也几乎不喝水。在这样的情况下，倘若收件人要求把快件改天送到家里，对胡安焉来说就是更多的亏损，因为他不仅因打了1分钟电话付出0.5元时间成本（还不包括话费），还付出了双倍的劳动时间。

“这份工作还会令人脾气变坏，因为长期熬夜以及过度劳累，人的情绪控制力会明显下降。”在北京送快递的两年里，胡安焉“把自己当作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一旦达不到额定产出值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但他最终认识到，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当所谓的社会精英“下沉式”的“脱下长衫”，试图以劳其筋骨的方式寻找工作的意义，我们看到——正有一群人进行着“胡安焉式的上升”。胡安焉说：“我是快递员，但我也可以有文化、有知识。因为文化的来源不仅仅是学校、不仅仅是学历。”在过往打工经历的消耗中，胡安焉“用写作的方式超越了打工和自由的对立”，为自己塑造了一座稳固且愉悦的精神殿堂。胡安焉在书中写道，“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在于你能意识到什么，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这种“自由”，在他看来，“是一种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上的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

以下是我们对胡安焉的访谈。

每天上班后就像点燃了一枚炸弹的引信

九派新闻：快递员的工作，在你书里的描述，有点像“螺丝钉”，你怎么评价这份工作的意义？

胡安焉：“螺丝钉”大概是读者的看法，我在书里没有表达过这个观点。我觉得大多数职业都是社会机器的“螺丝钉”，并不仅有快递工作是这样。我相信未来会有很多工作消失，快递工作不会是最早消失的，也不会是最晚消失的。但是只要这份工作还存在一天，就意味着还可以通过它参与到社会生产，并由此换取个人的生活资料——对我来说这就是它的意义。

九派新闻：你是否思考过技术进步给人带来的变化？从你做快递员的经历来看，人和机器的区别在哪里？

胡安焉：我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不过在物流的理货分拣这个环节，机器肯定比人高效，出错率也更低。但在配送这个环节，人力提供的服务暂时可以满足更多的个性化需求。

九派访谈：你在北京送快递的故事，让很多人了解到快递员的工作实况，正如你所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发自内心地喜欢送快递。就算有，大概也是罕见的”。这和一些人抱着体验劳动的心态去送快递，认为会在送快递中会找到自由，是不一样的。你怎么理解这种不一样？如果现在再让你去从事快递员的工作，你会以怎样的心态去经历它？

胡安焉：我不太理解“抱着体验劳动的心态去送快递”的人，尤其不能理解他们觉得可以从中“找到自由”，我没办法比较自己和他们的情况。我当年送快递的时候，几乎没有感受到什么自由，这份工作有很高的时限要求，每天上班后就像点燃了一枚炸弹的引信，我得赶在爆炸前逃到安全的地方——事实上我当时的感知是麻木的，接近于一种麻醉或睡眠状态，若非如此我应付不了那些高强度和重复的工作。我希望不用再去从事快递工作，假如不得不去干的话，我应该也能调整好心态，尽量心平气和地面对和接受。

九派访谈：你认为人有可能在工作中找到自由吗？如果有，那应该是什么样的工作？

胡安焉：应该是有可能的，但没有普遍的答案，因为每个人都独一无二，社会也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其中的变量几乎无穷无尽。你应该问“我”有没可能，而不是问“人”有没可能，没有人能回答“人”有没可能。从什么样的工作中能找到自由，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因人而异。

九派访谈：你在20年里换了19份工作，为什么这么频繁？

胡安焉：我第一份酒店工作是在1999年，最后一份快递工作结束于2019年。我每次换工作的原因不一样，但总的来说，主要是性格方面的原因：在一个位置待久了，人际方面的负面感受就积累得多，我就想通过更换环境来清零和重启。

九派访谈：在工作中寻求意义是否是一种徒劳？

胡安焉：按照我的理解，这个问题里提到的“意义”，不是指工作本身具有的意义或它针对社会生产的价值，而是指把个人追求或自我实现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可能性，或者说个人对其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的认同感。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每个人的价值观或多或少会有区别，有些人可以找到自己认同其价值的工作，而有些人很难找到或不可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对我个人来说，应该会有这样的工作，但我没有遇到过，也没有专门去找过。后来我把自我认同寄托在写作上，不再通过工作来获得。

九派访谈：你打工过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给你带来的最大印象是什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你认为人最终是要在城市安居乐业的吗？

胡安焉：一线大城市给我最大的感受或许是同质化严重。我不清楚“人”最终要在哪里安居乐业，我个人则无论城市或乡村都可以接受、都有喜欢的方面。

我无法为快递群体代言，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九派访谈：《我在北京送快递》这本书，在你未来持续进行下去的写作经历中，意味着什么？

胡安焉：现在我还不能完全看清楚，但它对我整体的写作肯定有促进和推动的作用。比如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要不断地回忆和反思自己做过的很多事情和选择、自己在面对某些突发情况时的反应等，这其实是一个反思和检视自己的过程。那些经历在发生的时候，我因为身处其中，很做到抽离和客观，于是它们相当于被我囫囵吞枣般地咽下了。而事后我把这些经历写下来，则有点像是一个消化的过程，从中获得的“营养”首先作用于我这个人——我的自我完善建立在对自己不断深入的认识之上——继而作用于我将来的写作。

九派访谈：许多人是通过你送快递的故事认识你的，而你是豆瓣的资深用户，是文艺青年，也一直在写小说。《我在北京送快递》是纪实写作，小说是在描写虚构。对你来说，让大多数人从你的亲身经历开始认识你，和通过小说认识你，会有不同吗？在纯粹的写作中，你更在乎自己获得怎样的成就感？

胡安焉：其实我是个文艺中年，我30岁开始写作，如今44岁了。我希望读者更关注文本内容，而不是关注作者，无论我写的是虚构或纪实都一样。或者读者可以把我看作一个真实但抽象的人。我没有因为小说而广泛地被读者认识，所以我只能回应另一种情况：重要的其实不是我这个具体的人，而是我写下的那些经历，本身就足以引起更多反思和检视。

写作对我本人的意义，以及我写下的内容对读者的意义，我认为应该区别看待这两者。我在写作时只管尽可能诚实地面对自己，不去考虑读者的看法，这种不考虑才体现了对写作和读者的尊重。当然，读者要关注些什么是读者的权利，我只是希望读者的关注点放在“这些经历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其中不仅有我个人的因素，也有社会、文化、传统等方方面面的因素。

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我有上面的想法，最近却计划参加一些线下活动，和读者近距离地接触，这主要是为了宣传我的书，毕竟它关乎我的收入，我还是要先解决经济问题。此外，因为我从前没有接受记者采访的经验，在过去的近一个月里，我回答了很多个人隐私的问题，现在我正在检讨这一点。写作不是什么新生的事物，相反，它非常古老；它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一直在生长和进化。身处不同时期的写作者，应该面对写作（文体形式、内容风格、观念意识等方面）在其所处时期的形态，做出有力的独创性的回应，这在我看来就是写作成就感的核心，或者说对写作这门技艺的承前启后。

九派新闻：你的书出版，也让越来越多人了解到快递员工作的实况。你是否认为，纪实写作的意义就在此，让更多人了解真实、从而依靠写作推动社会进步？在你的写作动机里，是否心怀这样的抱负和雄心？你认为你有在为快递群体说话吗？

胡安焉：我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雄心和抱负。我的写作就像一块石头被投入水中，它产生的影响是溅起的那些水花，作为那块石头我看不见身后的水花，但站在岸上的人或许看得清楚。我的意思是：我只管像一块沉入水中的石头，其他的我管不了。我无法为任何人代言，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在我的书里，我写到有一位同事非常认同S公司的企业文化，而我显然是不认同的。那么我连自己认识的同事都代表不了，我怎么代表全国几百万快递员、几千万物流从作业者说话？

九派访谈：尽管打了很多份工，但你认为它们大多都是“重复”的。你在书里回忆了此前19份工作中的很多细节，你将它们摊开来放在读者面前。选择写些什么，或者选择不写些什么，你是否在写作中有过这些考虑？既然是“重复”的，你在书中写下的这么多细节，它们都有被书写的理由吗？

胡安焉：我相信大多数工作，每天处理的内容都是重复的，起码送快递是这样：我每天走固定的线路、进入固定的小区和商场、给固定的一群人派件，甚至有些客户每天订购的商品也是固定的。起码在95%以上的日子里，我在工作中没有遇到什么足以留下印象的特殊情况。当然，重复的工作过程我也可以写下来，但那更像是一篇针对职业的说明文，题目可以取为“快递员是怎样工作的”，但我并不想写这样的文章。所以我把笔墨集中在剩下的那不足5%的日子里，我所遭遇的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或事件上。在素材的选择上，我喜欢那些包含非常生动的画面或有趣成分的经历。我从来没说过，我每天的工作过程，就像复制粘贴似的100%相同，这不符合常识和常理。所以只要用心去寻找，肯定能找到一些有意味的细节，是具有被书写的价值的。

九派访谈：正如伍尔夫看到了利蒂希亚女士的“伟大的失意”，你也认为这位书里看到的素未谋面的人，安慰和感动到你、为你拨开迷津，这是你早年在上海时期读到的故事。为什么这种“伟大的失意”会如此触动你？我可不可以认为，“伟大的失意”是不是也是这本书的底色？

胡安焉：感动我的其实是生活本身，其实也有一些自怜的成分，而读书只是外部的一种触发——因为书中的内容触动了我，使我感怀于自己的处境和遭遇，同时也获得了温暖和力量。在我过得非常不好的日子里，哪怕我没有读书，光是喝酒也会抽泣。利蒂希亚·皮尔金顿其实是一个和我差别很大的人：她性格开朗、感情奔放、敢爱敢恨，这些特质和我完全相反。她身上有很多矛盾，比如她博爱，临死前还惦记着枕边的昆虫；但她又记仇，得罪过她的人都被她在写作中化名羞辱了一番。她自视高贵，动不动就觉得自己被人羞辱；可是又极尽卑微，愿意为了一点小钱按雇主的要求写最低俗的文章。我实在太喜欢她了，我喜欢她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自身的矛盾时，表现出的那种勇敢和诚实。我喜欢她的不压抑、不掩饰，甚至不试图调和自己。她对待自己的天性，或者说对待人性，是以一种忠诚和尊重的态度。而我却犹豫、懦弱、压抑、纠结——我并不喜欢这样的自己，老实说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渐渐地接受了自己。她是我向往的一种理想，一种本真的人，不完美，却生动，就像一束光，而我是被她投射到地面的阴影。她是我的偶像，当我读到她的故事时，我立刻就发现了这点。

不应把苦难和温饱对立起来，实际上很多苦难和温不温饱关系不大

九派访谈：你的经历和你的写作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胡安焉：我的经历影响和塑造了我，而写作是我的一种精神投射。

九派访谈：你认为是写作找到了你，还是你找到了写作？

胡安焉：十多年前我也说过“写作找到我”之类的话，我还说过这辈子要“投身文学”——当年我还有点浪漫，但今天不会那么浪漫了。我认为写作从不找任何人，尤其不会找“我”，因为“我”微不足道。这其实更多是心态的转变，而不是认识的改变。

九派访谈：你曾提到不打算成为全职作家，为什么？

胡安焉：我觉得自由写作者的身份比全职作家更适合我。当然，并不是我想成为全职作家，就一定能够成为全职作家。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是自由的，不想受到职业性的规限。我不想在写作中考虑太多和写作无关的因素。

让我表达得更完整一点：我说我不想成为全职作家，意思是我不想把自己的写作职业化、把写作和营生捆绑在一起。在上面的表述中，我说的写作是特指我视之为事业的那种个人写作。但是当我需要找一份工作时，我当然可以选择和写作相关的工作，比如做个撰稿人之类的，这和送快递没有区别，都是付出时间并按要求完成任务，由此换取生活资料。但这个时候我在工作中进行的写作，和我回答“我为什么不想成为全职作家”时特指的那种写作，两者不是同一个概念。撰稿人是一种自由职业，它可以和我的自由写作共存。就像我是一个摄影师，我在接单之余也可以创作一些个人的作品。但全职作家显然无法和自由写作并存，否则还叫什么全职作家？再者，哪怕我想当个撰稿人之类的，可我没有这些方面的工作经验和履历，对于一个44岁的新入行者来说，机会是相当有限的，而我的学习和适应成本却较高。而且我在个人写作上养成的一些坚持和要求，可能会妨碍我的工作效率，或令我干得不太愉快。综上所述，当我在物色工作时，自然不会优先考虑这方面的职业。

九派访谈：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胡安焉：有钱我就可以做自己想做或觉得有意义的事，比如阅读和写作。没钱那就只能做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比如打工。

九派访谈：你认为你经历的这些，在这个时代是微不足道的吗？和别人比起来，你吃过的苦更多？什么是苦难？

胡安焉：对我来说不是微不足道，对这个时代来说是微不足道。我吃过的苦不比别人多。苦难在我看来大约是挫折和匮乏，字典里的解释是痛苦和灾难。

九派访谈：我们熟悉的很多作家，一生穷困潦倒，似乎苦难才是写作的源泉，而温饱恰恰在阻碍写作，你怎么想？

胡安焉：哪怕苦难是写作的源泉，它也不是唯一的源泉，而且不应把苦难和温饱对立起来；实际上很多苦难和温不温饱关系不大——有些富人也过得很痛苦，这并不是在开玩笑。所以像“苦难是创作的源泉”这样的说法，可以更准确地表达为：相比于一帆风顺，人在受到挫折和局限时所产生反应，更能促使深刻的哲思或艺术的表现。

我的写作不是所谓的“底层写作”，而是就是“写作”

九派新闻：也有越来越多的务工者、底层劳动者（抱歉，我也并不愿意称他们为底层劳动者），像你一样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这些文字同样充满了生命力。你认为大家身上是否有某种共性？而你写作的独特性是？

胡安焉：其实我并没读到很多同代人，把自己从事简单劳动的经历、自己的工作内容和过程、对工作的感受和想法等记录下来，所以我也不清楚共性在哪里。当然，广义而言，只要是人，身上都有共性，但你的问题肯定是针对狭义的那些共性。至于独特性，我身上的写作能力、经历和性格这三方面，如果单单拎出其中的一或两样，可能会和其他人重合，但结合在一起，可能就不会再有另外一个人了。

九派访谈：你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底层写作者，你为何抵触“底层”这个词？

胡安焉：我不是抵触底层这个身份，我的身份不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就像有人称我为“前快递员”，无论我抵不抵触，都没有区别，它就是事实。我只是想澄清，我的写作不是所谓的“底层写作”，而是就是“写作”。我没有带着所谓的“底层意识”去写作，我也不是从“底层关注”的角度去写。除了夜班物流那章里，有少部分对工作环境和同事情况的描写外，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围绕我这个人，而不是围绕我所属的群体和阶层组织的。我写的是个人经历，这是我切入的角度，而不是我所属群体或阶层的现状或处境。

“胡安焉”意味着困惑

九派访谈：请简单介绍下你自己。

胡安焉：我1979年出生在广州，父母是粤东客家人，母亲是上海人。我上过中专，家电维修专业，在工作之后又读了一个夜校，专业是广告设计。我曾在南宁、上海、大理、北京打过工，也经营过个体生意。2009年开始写作，作品发表在黑蓝论坛和一些期刊。现居成都。

九派访谈：为什么给自己取名“胡安焉”？

胡安焉：胡在文言里有“为什么”的意思；安和焉作为疑问代词，都有“怎么”的意思。三个疑问代词叠加，主要表示困惑，连起来也有“何以安心”的意思，用来表达我内心的不安。

九派访谈：最近在看什么书？最近最关注哪一位作家的作品？

胡安焉：最近这一个多月我比较忙，读书的时间不多。现在我在读的有两本，分别是彭剑斌的《寂静连绵的山脉》和刘瑜的《观念的水位》。此外，因为最近要参与一些活动，和王计兵、范雨素有一些互动，所以我把他们的书《赶时间的人》和《久别重逢》都读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读的书比较杂，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其中有些作家是我没读过但一直想读的，比如赫尔曼·黑塞，我读了他的《悉达多》和《荒原狼》，对他有了一些直观的认识。也有些作家我原本没有怀着预期，只是随意地读到，但读后却感到惊喜的。比如罗伯特·瓦尔泽，我读了他的《散步》，这本书将来我会重读不止一遍。安妮·埃尔诺在获得诺奖后，我读了一遍她的《一个女人》，读的是200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版本——这本书其实是把她的三本小书合订出版的。我发现她写的基本都是自传，但她的兴趣和知识结构，显然倾向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这些视角是我比较陌生的。现在她的中文新版也出来了，书我已经买到，但还没有时间读，希望年内能抽出时间把她出了的书都再读一遍。

九派访谈：这些年来为什么能坚持阅读？

胡安焉：2009年我开始写作，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不需要刻意坚持，就是想读而已。但话又说回来，当我工作很忙的时候，我也无法同时坚持阅读。比如在北京送快递时，我是直到最后公司快解散了，我的工作量大幅减少后，才重新拿起书本的，在此之前我几乎没有读书，因为工作对我心情干扰太大，我静不下心来。

九派访谈：现在你的故事被很多人读到了，你是一种什么感觉？会觉得不适应吗？名声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胡安焉：我猜大多数写作者都希望被更多人读到，起码我是这样的。所以对我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体验，我还在兴奋当中，暂时没有感到不适，因为新鲜感还没过去。这有点像我从前每换一份工作，开始时总是兴致勃勃——我喜欢陌生的环境，也喜欢新的体验。这些体验将来会提供我观察和反思的素材，使我对自己的本质看得更清楚。

名声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并没有先置的答案，现在我还不清楚。我需要一段时间去体验、观察、反思和总结，然后才能得出一个答案。这个问题起码要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我才能回答。

九派访谈：你现在的状态是怎样的？

胡安焉：四和五月份，因为我的书刚出，会参与一些推广活动，也要接受一些采访，毕竟这本书的销量关乎我的收入——2022年我全年只有500元收入，主要是靠存款度日——事实上这些事情现在排满了我的时间表，我每天要花十多个小时应付。比如回答您这批采访问题，我花了几个完整的早上。但这不会是我未来的常态。从一个更宽泛的时间范围来看，我整体上属于一种自由写作者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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